除了“中国年轻女性导演”这个被运用最多的标签，《游牧人生》还有什么？也许关于奥斯卡、金球奖、华裔女导演……这几个月我们大概都信息过载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换个角度聊聊，为什么要看懂美国电影背后的美国文化？“每年强行驱逐的家庭不是成百上千户，也不是成千上万户，而是几百万户。”《扫地出门：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》作者，普伦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修·德斯蒙德说。1968年，美国通过了《公平住房法案》（Fair Housing Act），但国会议员并没有将有小孩的家庭列为受保护的对象。“政策”为房东开了扇窗，在标准租金以外加收“孩童损害押金”，漫天要价并抬高入住的门槛，或者继续肆无忌惮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把有困难的房客扫地出门。华盛顿特区某开发案要求没孩子的住户付150美元的押金，但有孩子住户的基本押金可以一口气暴增至450美元，然后每个小孩再多收50美元的人头费。直到1980年，政府才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研究，来评估问题的严重性，并发现仅1/4房子在出租时没有对家庭住户附带约束条款。调查结束的八年后，美国国会才禁止因为歧视而使儿童或育儿家庭的居住权受到损害。但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大量的真实故事印证了法律无法改变什么，居住歧视仍旧是美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。房东筛选房客一个小小举动也许看起来没什么，但其实后续影响巨大。房东手上掌握着资源分配的生杀大权，他们决定了谁可以住在哪里。他们会在筛选过程中，用主观上坚持的“是与否”的判断，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最终形成一幅区分地理位置优劣势的图景，也构成了美国城市的特征：不同的社区或街区，在犯罪率和帮派活动的泛滥程度上，差别巨大。对美国人而言，不管是穷人或是中产，都有一个非常明确而强烈的愿望——拥有一个家。从拓荒时期开始，自由、公民权，土地所有权，这三驾马车并驾齐驱，是美国人心目中的重中之重。社会具体矛盾多样复杂，个体焦虑凸显，身份政治的兴起，使得阶层拥有话语权，个体经验偷换成社会公共问题，成为统一化的思考的引擎。这种流浪式的新型游牧型生活的真相，并不如虚构的影像里有美好的结局，是无家可归的落魄辛酸无奈，也无需浪漫化放大自由与勇气的虚无。普通人的世俗命运需要被英雄拯救，普通人的精神世界需要被救世主拯救，极端崇拜“个人英雄主义”，渲染“个人自我奋斗”成功的光辉与荣耀。个人奋斗的前提是不依靠别人、勤奋的工作是方法，获得成功是最终目的。成功的定义是获得更多物质财富，过上更富足更美好的生活，实现个人价值，以获得别人的尊重和更高的社会地位。这种美国价值观契合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共同的心理诉求。电影作为媒介的价值被最大化使用，美国电影用“英雄成长”的讲故事方式，把人性中美好积极的一面展现给观众，让观众受到鼓舞，勇往直前面对任何困难挫折。电影对应的真实世界是，美国大资本财阀扮演了资本主义里“英雄”的角色，工人阶层甚至廉价劳动力沦为社畜，本质却是对人权不平等的崇拜。美版《无耻之徒》
住在“贫民窟”的Gallagher一家与邻居
这也符合西方文化从古至今不平等的一致性：从古罗马时代不平等的奴隶主和奴隶制度，到今天美国金融资本财阀与金融奴隶的不平等。《寄生虫》之所以获得奥斯卡青睐，正因为在表达上符合这一点，为富不仁的财阀阶层，与偷奸耍滑的劳动阶层间的形象刻画与矛盾冲突。美国电影中所携带的现代价值元素，已经不仅仅是西方的。美国电影得以在世界电影市场开疆扩土，得益于善于抓住利用人性和欲望，创造更大程度上的普世文化。戴锦华曾在一次点评奥斯卡获奖电影的访谈中谈到：“好莱坞始终是相当政治正确的，因为冷战终结后，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使好莱坞成了一个直接的获益者……今天世界上的急迫问题，比如说难民问题、种族主义、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，民粹主义兴起和全球急剧的贫富分化，人工智能应用所造成的弃民问题，全无涉及。当然，我从来没有期待好莱坞或者奥斯卡会涉及或处理这些问题。“电影作为认识世界、了解世界的窗口，始终是一门学问。看电影同样也是。电影里充分表达了创作者对时代、对社会大环境的观察——一面是社会问题的加剧，一面是各类叙事艺术被视为落伍甚至被限制，电影艺术表达的可能性在哪里？纪录片《美国工厂》
抛开“中国年轻女性导演”的标签已经足够让《游牧人生》引发颅内高潮这一点，哀而不伤克制的表达，若隐若现的亚洲视角，以及可以从中窥见的美国社会真实面目，也是电影值得被拉片细琢磨的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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